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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發(fā)行的印有五色旗和袁世凱半身像的“袁世凱公舉為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tǒng)”明信片。 資料圖片
辛亥革命與此前中國歷史上任何一次革命不同，它是比較完全意義上的資產階級革命，就像孫中山所說的不是“英雄革命”而是“平民革命”。這種革命性質，決定了辛亥革命的核心內容是要解決近代以來中國的國家重建問題，也就是如何從傳統(tǒng)多民族國家向現代多民族國家轉型的問題。其中除了共和、民主、憲政等政治理論建構之外，就是如何處理國內民族關系問題。對于前者，辛亥革命的理論準備比較充分和明確，而對于后者，卻經歷了由狹隘、偏激到逐漸平實、理性的整合與認同過程。
雖然傳統(tǒng)中國是一個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在民族認知與民族關系表述上也不乏文獻和史籍記載，但總體上看，大多是關于不同地域及其部族、人種的傳統(tǒng)民族志描述，在觀念形態(tài)上未能超出封建大一統(tǒng)政治文化理論的局限，其中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儒家文化主導和華夏中心論。平心而論，中國真正遭遇民族與民族問題是近代以后的事情，尤其是甲午戰(zhàn)爭之后愈來愈嚴重的民族危機，使國人關于這個問題的認識和思考開始進入近代國家轉型與民族關系建構這一層面，具有了現代性的意義。其中之主題，就是建立單一民族（漢族）國家還是多民族（傳統(tǒng)中國境內的各民族）國家、怎樣處理和調適國內民族關系等等，而其要義在于力圖尋找一條協(xié)調民族平等與近代國家轉型之間關系的路徑，即如何克服傳統(tǒng)國家內部的族群矛盾，如何將社會成員從傳統(tǒng)的地緣關系中解放出來、組織起來，使之成為主權國家的權利主體，如何在不同地區(qū)和文化認同之間構建平等的、具有各自特點的現代政治結構。
對于這些問題的認識和思考，肇端于嚴復、康有為、梁啟超等啟蒙思想家和維新派，形成于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其理論背景是西方現代民族主義理論的傳入和影響，現實背景則是國內民族關系現狀和資產階級革命運動的高漲。
維新派關于民族主義與調適國內民族關系的探討、革命派對民族主義及國內民族關系問題認識的逐漸成熟以及立憲派承康梁之余緒并有所發(fā)展，在理論上完成了對國內民族關系由傳統(tǒng)到現代的創(chuàng)造性轉換
早在維新時期，嚴復在譯介社會進化論著作《天演論》及后來的《論世變之亟》、《原強》、《救亡決論》等文章中，較系統(tǒng)地闡述了他的“合群”自強說。這一主張雖然沒有直接提到民族或民族主義，但具有中國現代民族思想的啟蒙意義。
在戊戌變法中，康有為提出“滿漢不分、君民合治”、合為中華的主張，把近代中國關于國家建構與國內民族關系問題的認識推進了一大步。后來康氏在與革命派論戰(zhàn)的著名文章《辨革命書》中，從歷史、文化、民族融合等方面對他的“大中國觀”又進行了較詳細的說明，指出“只有所謂中國，無所謂滿漢；帝統(tǒng)宗室，不過如漢劉、唐李、宋趙、明朱，不過一家而已”。
戊戌變法失敗后，梁啟超先后發(fā)表了一系列文章宣傳西方民族主義理論，對國內民族關系問題進行了創(chuàng)造性的思考和建構。如他在《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論民族競爭之大勢》、《新民說》等文章中，對什么是民族主義、民族主義的功能、民族主義之于中國的意義和途徑等問題做了簡明而生動的說明。針對當時國內民族關系的現狀，梁啟超還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了“中華民族”的名稱和“小民族主義”、“大民族主義”的概念。對此，他的解釋是十分清楚的：“吾中國言民族者，當于小民族主義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義。小民族主義者何？漢族對于國內他族是也。大民族主義者何？合國內本部屬之諸族以對于國外之諸族是也?！?/p>
維新派的這些探討，不僅是理論層面上中國現代民族國家話語之張本，而且在當時輿論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并為南京臨時政府時期的“五族共和”準備了理論基礎。由于維新派溫和而軟弱的政治性格及國內封建頑固勢力強大等主客觀原因，其政治實踐雖然是曇花一現，但他們關于民族主義與調適國內民族關系的思考和探索并未因此中斷。戊戌變法失敗后，中國思想界這一認同與整合的脈絡主要在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和立憲派兩個思想陣營中延伸。
早在檀香山創(chuàng)建興中會時，孫中山就響亮地提出了推翻清王朝封建專制統(tǒng)治、“振興中華”的口號，高舉起民族主義大旗。隨著民主革命思想的傳播特別是同盟會的建立，革命派對民族主義及國內民族關系問題的認識逐漸由狹隘、偏激向理性、成熟轉變。
在宣傳民族主義方面，1903年以后革命派特別是留日青年學生成為主力軍，“排滿”風潮風靡海內外，1905年同盟會成立后把“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作為自己的民族主義綱領。在這一問題上，由于西方民族建國理論與中國歷史上傳統(tǒng)民族關系之捍格、少數民族之一滿族是統(tǒng)治民族及清王朝實行民族壓迫與民族歧視政策造成的不正常的國內民族關系現狀，導致革命派在思想認識上出現了狹隘、偏激甚至是錯誤的傾向。章太炎是當時提倡“滿漢異種論”、主張“滿漢分治”的典型代表。鄒容的《革命軍》是當時影響巨大的宣傳品，但其中卻充滿了種族復仇主義情緒。他在該書緒論中的頭一句話就說：“誅絕五百萬有奇披毛戴角之滿洲種，洗盡二百六十年殘慘虐酷之大恥辱，使中國大陸成干凈土。”就連孫中山在同盟會成立前也主張“將滿洲韃子從我們的國土上驅逐出去”。
革命派的這種狹隘、偏激有著特殊的時代背景，而其內核在于發(fā)動推翻清王朝的民主革命。經過與改良派的論戰(zhàn)，隨著革命形勢的不斷高漲，革命派開始重新審視并修正自己的看法和主張，民族平等與民主革命的有機結合成為主流認識。章太炎在1908年6月撰寫的《排滿平議》中指出：“排滿者，排其皇室也，排其官吏也，排其士卒也。若夫列為編氓，相從耕牧，是滿人者，則豈欲倳刃其腹哉？”顯然，這一觀點較過去的民族復仇論有了較大的轉變。轉變比較徹底的是孫中山。針對同盟會革命綱領中“驅除韃虜”的缺陷，1906年12月12日，孫中山在東京《民報》創(chuàng)刊周年慶祝大會的演說中又作了明確的解釋：“民族主義，并非遇著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許那不同族的人來奪我民族的政權?！值茉犚娙苏f，民族革命是要盡滅滿洲民族，這話大錯。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滿洲人滅我們的國，主我們的政，定要撲滅他的政府，光復我們民族的國家。這樣看來，我們并不是恨滿洲人，是恨害漢人的滿洲人。假如我們實行革命的時候，那滿洲人不來阻害我們，決無尋仇之理。”應當說，在對國內民族關系的認識上，革命派逐漸接近維新派的“大中國觀”。
同時，不能忽視的是立憲派的認識。在經歷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lián)軍的打擊后，清政府開始推行所謂“新政”以圖自救，其中的重頭戲就是“預備立憲”。在清末立憲運動中，立憲派在關于民族主義和國內民族關系問題上承康梁之余緒并有所發(fā)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楊度的“金鐵主義”。
1907年1月至5月間，楊度在《中國新報》第1號至第5號上連續(xù)發(fā)表十余萬字的長篇論文《金鐵主義說》，其中有“以今日中國國家論之，其土地乃合二十一行省、蒙古、回部、西藏而為其土地，其人民乃合滿、漢、蒙、回、藏五族而為其人民，不僅于國內之事實為然，即國際之事實亦然”的論斷。至于民族主義問題，楊度認為，無論滿族還是漢族皆應以國家主義為本，即國家民族主義是各民族的共同取向，進而在國民統(tǒng)一之下實現民族平等、文化融合。而實現“國民社會”的途徑，是以漢族為中心的民族同化和君主立憲的國家政治制度，達到國民與民族這二者的相互統(tǒng)一?！捌涫家玻靡匀テ浞N族即國家之觀念；其繼也，乃能去其君主即國家之觀念，而后能為完全之國民，庶乎中國全體之人混化為一，盡成為中華民族，而無痕跡、界限之可言?！笨梢姡瑮钍稀昂衔遄鍨橐患摇钡恼J識在國內民族構成及其關系問題上較維新派又有了明顯的進步，盡管在許多具體問題上仍然存在偏差甚至是謬誤。
除楊度外，立憲運動中還有關于“平滿漢之界”的各種奏折和輿論。據統(tǒng)計，《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一書所收該類奏折達20余通，其中滿族4人、蒙古族1人、漢族12人。這些奏折中不僅提出“撤旗”、“立法”等消除滿漢界限的建議，而且就滿漢等國內民族關系的同質性、一體性也作了較深入的闡述。同時，以滿族留日學生為主在東京、北京創(chuàng)辦的《大同報》及《北京大同日報》，以提倡“漢滿人民平等，統(tǒng)合滿、漢、蒙、回、藏為一大國民”為宗旨，宣傳“五族大同”。
總之，雖然各派政治立場不一樣，但在關于國內民族關系問題的認識上大致是殊途同歸，即在清王朝統(tǒng)治的基礎上通過改良或革命的方式重建現代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而不是單一民族（漢族）國家。它在理論上完成了對國內民族關系由傳統(tǒng)到現代的創(chuàng)造性轉換，反映出在近代國家轉型中如何調適國內民族關系的問題上，中華民族既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傳統(tǒng)底蘊，又具有理論置換與創(chuàng)新的智慧。因而，辛亥革命一爆發(fā)，“五族共和”就順理成章地成為社會各界的共識。
辛亥革命不僅從思想理論層面完成了中國近代國家轉型及其民族關系的建構，也在從“驅除韃虜”到“五族共和”的政治妥協(xié)與認同過程中進行了政治實踐
雖然“驅除韃虜”被明確地寫在同盟會的革命綱領上，但在武昌起義前革命派的實踐活動中，它的主要作用還是在于革命宣傳和社會動員。由于這一口號帶有明顯的大漢族主義的偏狹及辛亥革命本身動力群體的復雜性，在武昌起義爆發(fā)后，“驅除韃虜”迅速被“五族共和”所取代，成為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及南北議和的政治基礎。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fā)，各地紛紛響應，宣布起義或“光復”。其中除了革命黨人的斗爭外，立憲派也轉向革命，相繼改制易幟，宣布獨立，成立軍政府。在這一過程中，革命陣營出現了各派政治勢力的重新組合，于是在建立什么樣的中央政府以及由什么人職掌的問題上，“五族共和”成為統(tǒng)一的號召和旗幟。
在武漢光復次日，起義的領導人便議定“改政體為五族共和”；“國旗為五色，以紅、黃、藍、白、黑代表漢、滿、蒙、回、藏為一家?！彪m然湖北軍政府實際上并沒有將五色旗作為國旗，但此議一出，實開“五族共和”之先聲。12月4日，陳其美（上海都督）、宋教仁（歐陽振聲代表）聯(lián)合程德全（江蘇都督）、湯壽潛（浙江都督）、蔡元培、章炳麟等人及各省留滬代表在上海召開共和聯(lián)合大會，決定取五族共和的意義，以五色為國旗。紅、黃、藍、白、黑象征漢、滿、蒙、回、藏。程德全、湯壽潛、黃興及多數與會代表認為，五色旗“既可表明革命行為，系為政治改造而起,非專為種族革命；又能緩和滿、蒙、回、藏各族的心理，與漢人共同努力贊助共和。此議發(fā)出，群以為是?！彪m然這一決議因當時大多數代表尚在武漢而不具有完全效力，但它標志著“五族共和”已經成為革命陣營的政治共識。12月25日，孫中山自海外回到上海，29日，會議正式選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tǒng)。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職，宣告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在《臨時大總統(tǒng)就職宣言書》中，孫中山向海內外明確宣布了“五族共和”的立國方針。1月10日，臨時參議院決議，以五色旗為國旗，取紅、黃、藍、白、黑五色，表示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之意。
在南北議和過程中，“五族共和”也是南北政治勢力相互較量、議和妥協(xié)的重要政治紐帶。袁世凱重新出山后翻云覆雨，在君主立憲與共和之間玩弄政治權謀，意在掌控國柄。1911年12月18日，南北議和會議在上海舉行，會議表面上討論的是君主立憲還是民主共和，私下進行的卻是由誰來掌握政權的爭斗。革命黨人屢次公開表示，如果袁世凱反正即推舉他為大總統(tǒng)。而對于袁世凱來說，以君主立憲向南方討價還價，以南方的“五族共和”逼清帝退位，正好可收一石二鳥之效。于是，公開的會議成了例行公事，真正的會談與交易是在趙鳳昌寓居的“惜陰堂”進行的。與會者不僅有張謇、湯壽潛、程德全以及因刺殺載灃未遂而遭監(jiān)禁后被袁世凱釋放的汪精衛(wèi)，還有黃興、宋教仁等同盟會領導人。幾經周折后，雙方初步達成“開國民會議，解決國體問題，從多數取決”的協(xié)議。所謂“國民會議”，是南方要求堅持的形式而已，實質上是雙方達成了清帝退位后舉袁為大總統(tǒng)的默契。
正當南北雙方就國民會議是在上海還是北京舉行而爭論不休之際，孫中山回國并被選舉為臨時大總統(tǒng)，南京臨時政府宣告成立。袁世凱惱羞成怒，一方面授意唐紹儀辭職并通知伍廷芳停止和談，一方面指使段祺瑞等北洋將領連續(xù)通電抵拒共和，對南方進行武力恫嚇。一時局勢陡變，南北之間似乎又要開戰(zhàn)。外有帝國主義列強的封鎖扼殺，內有臨時政府內部的分歧、渙散和既成的議和事實，孫中山無力回天，被迫妥協(xié)。這樣，在1912年1月上旬，南北雙方達成一項協(xié)議：南方同意讓出政權，袁世凱則同意在逼清帝退位后建立“共和”政體。
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儀頒布退位詔書，在中國綿延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宣告終結。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正式就職。11日，《臨時約法》正式頒布，重申了“五族共和”的立國原則。4月1日，孫中山正式辭職。4月5日，南京臨時參議院決議政府遷往北京。至此，南北統(tǒng)一。4月22日，袁世凱發(fā)布大總統(tǒng)令稱：“現在五族共和,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為我中華民國領土,則蒙藏回疆各民族,即同為我中華民國國民?！?/p>
由此可見，辛亥革命在實踐中并非像同盟會的革命綱領中所宣揚的“驅除韃虜”，而是“五族共和”。雖然實際的政治發(fā)展沒有實現革命者的初衷，但它所展示的近代國家轉型及其民族關系構建脈絡無疑是十分清楚的：新生的民國是在清王朝基礎上重建的多民族國家而非單一民族國家。
來源：中國民族報（2011年3月11日）
黔網文（2021）
1658-001號
